在新冠抗疫中，我国新冠疫苗已打了34.3亿多剂次，核酸检测也在不少地方频繁地进行，每逢有疫，我们一直执行清零政策，但抗疫近三周年了，为什么仍然疫情烽火四起呢？对此，大名鼎鼎的《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忧心忡忡，一些西医专家，如张文宏、李兰娟等，也放风主张对新冠疫情选择躺平或降级放松管理，并有大量网民为其喝彩，这是正确思路吗？本文为大家揭开谜底。
我们知道，当病原微生物在其种群内的个体数目超过20万个以上时，则每时每刻均存在遗传变异。但是，西医以病原为中心，围绕病原打转，导致从治疗到预防均滞后于病原变异，属于被动性医学。而中医不需要知道病原，只需按症状辨证施治与预防，因而具有超前于病原变异、超越于西医的优势，属于主动性医学，不仅是抗疫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打赢病原微生物战争所必須的国防武器。
但是，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中， 西医商业势力始终不愿承认其严重滞后于病原变异与变化的先天性缺陷，始终严重干扰抗疫，导致中医很难全面彻底地介入国门与疫区的防疫，特别是国门防疫长期完全缺乏中医，而在疫区的防疫也常常不能在疫情发生之后或在封城之后立即及时全面启动中医药防疫，这是导致疫情常态化的主要根源。
西医的主要防疫方式有核酸检测与注射新冠疫苗等。
但武汉抗疫证实，核酸检测的检出率低于10%，很多人需要检测多次，甚至十几次，并存在聚集性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频繁的检测也使不少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了危机，并且浪费民众大量时间，在不少疫区已是怨声载道。
据专家观点:对新冠西医认为无症状不等于中医认为无症状，当核酸检測能检出新冠病毒时的中医四诊症狀已经非常明显。正确做法应是: 中医四诊有症状者用中医药治疗，对中医四诊无症状的密切接触者与疫区内的所有民众则启动中医药防疫，这将大大缩减防疫人力、财力与物力，并大大加快结束疫情。
在疫苗预防新冠方面，西医经常举例以疫苗灭绝了天花等传染病来强调新冠疫苗的重要性，但是，从病原变异与选择性进化角度来说，能证明天花灭绝的功劳是疫苗吗？为什么不是社会进步之后实现了及时严格隔离传染源，以及普及中医药防治的功劳呢？
我们知道，虽然疫苗所诱导的抗体虽然可以杀灭旧的病原，但杀不了明显变异的病原。 当病原数目大于20万个时便每时每刻均存在有遗传变异的病原个体，而高度安全的疫苗的研发通常需要至少5年以上试验观察，即使是应急使用的疫苗通常也至少需要试验观察一年时間，此时病原已经明显存在变异，那么，认定疫苗的防重症与死亡作用有什么依据？需要以同龄人并且无基础疾病的人作对照的数据来证明吗？如果疫苗不能防感染还能称之为“疫苗”吗？美国与欧洲十几名政要人物，以及美国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乐，都打了四针新冠疫苗仍被感染，这能给人们带来哪些启示？试验期仅一年便进入应急使用的疫苗的副作用是全部明确的吗？如果民众不乐意签免责协议而要求医方与疫苗厂家对意外的副作用负责任，那么医方还敢打这些疫苗吗？有什么理由只谈疫苗防疫，而忽视可防感染，并且高效、安全又廉价的传统中医药防疫呢？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们一直有用中医药大锅防疫的传统。在非典时期，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的抗疫团队在完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依靠中医药防疫实现零感染；河南通许县人民医院1200多名参加新冠抗疫的医护人员，用中医药防疫也实现零感染；从武汉至深圳、上海等地的新冠抗疫，都是最后启动了中医药防疫才快速结束了疫情。因此，高效、安全又廉价的传统中医药防疫对结束新冠疫情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治疫方面，在武汉抗疫初期，由西医主导抗疫，其疗法是重复在非典时期就已证明致死致残率非常之高的激素疗法，具体是“病毒抑抑剂+激素+抗生素+输液”，结果患者死亡率高达70%以上，如果把漏报的1290名死亡病例恢复回实际分布，死亡率完全有可能超过85%，再计入致残率则完全有可能达到100%。直至2020年3月5日，中医药参与率上升至90%以上之后，死亡率才下降至1.6%以下。
再来看西医的祖师爷美国，它在新冠抗疫初期的死亡率也高达65%以上，美国平均寿命从2019年的78.86岁，下降至2021年的76.6岁，两年累计下降了2.26岁，以此计算出两年人口在新冠疫情中死亡953万人，如果计入美国2022年的新冠死亡人数，累计死亡显然已超过一千万人，是媒体公开报道死亡人数的10倍！估计实际感染人数达1.5亿人，有后遗症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
但是，面对全球西医在新冠抗疫中一败涂地，我们国内的西医商业势力仍然不愿承认其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治之无能，不仅大量浮夸与推广国内研发的所谓新冠“特效药”，比如每针8000元人民币的单克隆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单抗)，而且还引进外国的所谓特效西药，比如每盒5000元人民币的英国默沙东的莫努匹韦，每盒2300元人民币的美国辉瑞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Paxlovid）”，这明显是完全无视高效、安全又廉价的中医药的存在。
因此，以立法方式规定每当面对一种新的疫情时，所有治疗与预防方式均必须事先经过中西医防治的效果、成本与安全性试验对比，然后择优推广；在已有较好防治方式的情况下，试验或引进新药必须经过严格的中西医评估，这是避免中西医相互倾轧导致危害国家与民众利益、生命与健康的最好办法。
在目前尚缺乏关于协调中西医抗疫利益矛盾的背景下，我们只能依靠国民议论监督与政府干预两条途径来保证中医全面彻底地介入国门防疫，以及疫区的防疫与治疫，从而实现结束国内的新冠疫情，恢复经济、教育与国民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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