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夸风:不为人知的珍贵镜头

 驾驭美好   2024-05-15 15:22   6408 人阅读  0 条评论

珍贵镜头


1958年10月8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公社的丰产稻田,高兴的站在丰产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




照片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 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

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么?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959年4月29日 《党内通信》



《发表党内通信》的背景

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设书记处,推荐邓小平为zong书记。(此职位邓从1956-1966担任了10年)

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代表说: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建国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1952年7月调中央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zong书记。


从1958年起,毛泽东逐渐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共产风、说假话、浮夸风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毛泽东对当时的浮夸风等问题忧心忡忡,但是他的意见无法通过宣传正常渠道让广大干部百姓听到。他不得不一个月内四次以《党内内通》的名义把自己的意见下发,明确提出反对刮共产风,要求尊重价值法则,尤其是反对浮夸风造假。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毛泽东直接跨了六级要求一直下发到村民小队,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意见。后来发现这封信,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下发。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 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后记: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彭德怀指责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逼毛泽东认错。毛泽东承担了所有责任。

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8年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超过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

李锐到处宣传说:“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经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有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科学家的文章才相信的,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1980年,邓小平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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